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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2019-05-18 16:29

进入专题: 社会转型  

改革的关键是势

改革的关键是势

孙立平 (进入专栏)  

分析历史进程,有时候更需要看重势。势是一种产生社会动能的趋势,这种势比一些具体的举措更为重要。认识和把握刚刚开始破局的这场改革也是如此。

    分析历史进程,有时候更需要看重势。势是一种产生社会动能的趋势,这种势比一些具体的举措更为重要。认识和把握刚刚开始破局的这场改革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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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上一轮改革初期的两件事情说起:

    首先从上一轮改革初期的两件事情说起:

  

第一件是“改革四君子”的故事。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个著名的“改革四君子”,即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朱嘉明。他们是4个30左右岁的年轻人。他们研究倡导改革,提出政策建议,在政策研究乃至决策圈里已经开始有一定的名声和影响力。有一次,河南省省委书记刘杰到北京开会,听到他们的发言,便邀请这些年轻人到河南去调研、出主意。于是,青年经济学家组成一个河南政府咨询团,去考察河南的情况,提出建议。事后,省委书记即邀请两位青年在他们那里任职,朱嘉明任省体改委副主任,黄江南任省外经贸委副主任。要知道,那时候他们也就是三十岁出头的年纪。

    第一件是“改革四君子”的故事。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个著名的“改革四君子”,即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朱嘉明。他们是4个30左右岁的年轻人。他们研究倡导改革,提出政策建议,在政策研究乃至决策圈里已经开始有一定的名声和影响力。有一次,河南省省委书记刘杰到北京开会,听到他们的发言,便邀请这些年轻人到河南去调研、出主意。于是,青年经济学家组成一个河南政府咨询团,去考察河南的情况,提出建议。事后,省委书记即邀请两位青年在他们那里任职,朱嘉明任省体改委副主任,黄江南任省外经贸委副主任。要知道,那时候他们也就是三十岁出头的年纪。

  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另一件事情是理论务虚会。当时的背景是,文革结束,社会中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求改变现状,甚至改变在文革中走到极端的旧体制。社会中变革的动能在酝酿,特别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成为一次撬动旧体制的思想动员。于是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于1979年初召开了理论务虚会。这次会对于当时改革的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旧的思想仍然是强有力的禁锢,当时的表达就是两个凡是。而且,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对已经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显得相当被动。会上,一些理论界的人士和官员,对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在与会实力人物的支持和社会中舆论的呼应之下,理论务虚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思想氛围甚至社会的走向。理论务虚会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另一件事情是理论务虚会。当时的背景是,文革结束,社会中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求改变现状,甚至改变在文革中走到极端的旧体制。社会中变革的动能在酝酿,特别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成为一次撬动旧体制的思想动员。于是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于1979年初召开了理论务虚会。这次会对于当时改革的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旧的思想仍然是强有力的禁锢,当时的表达就是两个凡是。而且,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对已经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显得相当被动。会上,一些理论界的人士和官员,对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在与会实力人物的支持和社会中舆论的呼应之下,理论务虚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思想氛围甚至社会的走向。理论务虚会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提起这两件事情,是想说明那时的改革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中开始的。那是一种基于深层、发自内心的变革冲动。为了变革,勇于承担,宁可付出代价。尽管外在的约束还没有完全逝去,但内在的冲动塑造着自由的灵魂和社会的走向。正是这样的一种势,一种上上下下的合力,冲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启动了改革的进程。

    提起这两件事情,是想说明那时的改革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中开始的。那是一种基于深层、发自内心的变革冲动。为了变革,勇于承担,宁可付出代价。尽管外在的约束还没有完全逝去,但内在的冲动塑造着自由的灵魂和社会的走向。正是这样的一种势,一种上上下下的合力,冲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启动了改革的进程。

  无论现实会怎么走,我愿意在想象的意义上,把现在看作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是新的30年的开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形成具有建设意义的超越性思维,是极为重要的。

看今天的改革也需要这样的一种眼光,如何形成改革的势,至关重要。当然,今天所面对的局面与30多年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形成改革的势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与30年前很不一样。

    看今天的改革也需要这样的一种眼光,如何形成改革的势,至关重要。当然,今天所面对的局面与30多年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形成改革的势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与30年前很不一样。

  说改革的时代已经结束,不是说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而是说,改革已经无力解决需要它解决的问题。至少,作为一个动员社会变革的理念来说,改革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这不仅是源于改革遇到的客观阻力,也是源于改革本身潜力的有限性以及这种理念在现实中的困境。

要说明当前改革的势,需要从这轮改革的历史脉络说起。今天这场改革的启动,是在上一轮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之后。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上一轮改革之初,人们往往将一些问题想得过于简单化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其中的复杂性,并没有想到。比如说,当我们说改革的时候,人们总是假定,我们是在从一个起点走到一个终点,在从旧体制走向新体制。改革就是从起点不断走向终点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当时从逻辑上说,我们只能想到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成功,一种是失败。成功就是最后到达终点,建立起新的体制;失败就是又回到原来的起点,退回到旧的体制。所以,每当改革进展不顺利的时候,人们总是担心历史往后倒退。

    要说明当前改革的势,需要从这轮改革的历史脉络说起。今天这场改革的启动,是在上一轮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之后。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上一轮改革之初,人们往往将一些问题想得过于简单化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其中的复杂性,并没有想到。比如说,当我们说改革的时候,人们总是假定,我们是在从一个起点走到一个终点,在从旧体制走向新体制。改革就是从起点不断走向终点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当时从逻辑上说,我们只能想到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成功,一种是失败。成功就是最后到达终点,建立起新的体制;失败就是又回到原来的起点,退回到旧的体制。所以,每当改革进展不顺利的时候,人们总是担心历史往后倒退。

  这种说法可能会令相当一部分人感觉不舒服。其实,我自己也不舒服,因为我也是改革的积极支持者。谁都不能否认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是,我们通过改革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下,中国开始逐步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同时也由此获得了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发展。尽管如此,到了今天,改革也已经成为一个不能有效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种种问题的理念。

但现实比逻辑更为复杂。其实,从后来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这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在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中,在中间的某一个时点上,都有可能停顿下来,既不往前走,也不往后退,而是停在那里了。不但是停在那里,而且把我们通常看作是“中间的”、“过渡中”的那些因素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而维护这个体制的,就是在“过渡中”形成的利益格局。在中国上一轮改革后半段发生的,可能恰恰就是这第三种结果。

    但现实比逻辑更为复杂。其实,从后来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这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在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中,在中间的某一个时点上,都有可能停顿下来,既不往前走,也不往后退,而是停在那里了。不但是停在那里,而且把我们通常看作是“中间的”、“过渡中”的那些因素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而维护这个体制的,就是在“过渡中”形成的利益格局。在中国上一轮改革后半段发生的,可能恰恰就是这第三种结果。

  改革是社会变革的方式之一,它主要是由执政者自上而下推动的。从历史上看,改革一般指的都是在基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就某一项具体制度进行的改变,而且时间一般都很有限。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上的改革,大都有两个特点。第一,多以改革者的姓名或朝代命名。也就是说,是在一任执政者执政期间完成的。如欧洲历史上的查利马特改革,日本的大化改新,1868年的明治维新,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等。第二,改革的内容都是很具体而有限的。如唐代的杨炎两税法改革,明代的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清代的洋务运动等。而中国这次改革则明显不同。中国这次改革已经历时近35年,已经经历了两代人,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的改革还是改革吗?

由此说来,过去30年的所谓改革时代,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中间的标志就是中国加入WTO和体改委撤销并入发改委。前一段,可以说是真正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最有实质性意义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候进行的。当然,整个90年代的改革其实就已经有点强弩之末,甚至是走样变形了。在此之后,改革开始处于停滞状态。虽然在领导人的讲话中,在有关文件中,改革这个词还经常在提,但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已经很少了。在有些领域中,特别是在法治等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由此说来,过去30年的所谓改革时代,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中间的标志就是中国加入WTO和体改委撤销并入发改委。前一段,可以说是真正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最有实质性意义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候进行的。当然,整个90年代的改革其实就已经有点强弩之末,甚至是走样变形了。在此之后,改革开始处于停滞状态。虽然在领导人的讲话中,在有关文件中,改革这个词还经常在提,但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已经很少了。在有些领域中,特别是在法治等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目前整个社会中有关改革的分歧,与此有着直接关系。现在都在说改革,似乎新的改革共识正在形成,其实这种共识是虚假的。在表面的共识背后,其实是深刻的分歧,这种分歧突出体现在官民之间,官民关于改革的意思根本不是一回事。有时候我觉得,官方心目中的改革才是原本意义上的改革,即在基本制度不动的前提下,对某一种重要而具体的制度进行的改变。所以,当人们批评政府不改革的时候,它也觉得很冤枉。我怎么不改革了?小部制改大部制不是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不是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是改革?不都在改吗?问题是社会并不认同这一点,至少是相当一部分人不认同这一点。

不但如此,如前所述,那些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中间的”、“过渡中”的因素,开始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看起来似乎市场因素也在发育,但实质上是权力将市场因素打碎进行重组,使市场成为权力的机制之一。同时,在权力和市场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一种稳定而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说法现在似乎被用滥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基于市场和权力相结合形成的权贵集团。正如以前我们多次说过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因为维持现状对他们最有好处。

    不但如此,如前所述,那些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中间的”、“过渡中”的因素,开始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看起来似乎市场因素也在发育,但实质上是权力将市场因素打碎进行重组,使市场成为权力的机制之一。同时,在权力和市场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一种稳定而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说法现在似乎被用滥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基于市场和权力相结合形成的权贵集团。正如以前我们多次说过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因为维持现状对他们最有好处。

  上面说的只是有关改革的表面层面。其实更重要的问题是,改革这个理念缺乏有足够潜力的价值目标。从表面看,改革这个词本身是没有价值目标的,只要变就是改革,甚至将改完的改回去也可以叫改革。实质性的改革无法进行,而改革的口号又不能放弃,于是在一些地方就出现胡改乱改的瞎折腾,甚者将改革变为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

有人总是说,他们是想倒退。其实,倒退到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他们有什么好处?用权力的方式攫取资源,用市场的方式变现,甚至用金融的方式直接划账就行,对他们来说,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维持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模式。也正是在这个基本背景下,以维稳为代表的一系列“弊政”开始形成。

    有人总是说,他们是想倒退。其实,倒退到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他们有什么好处?用权力的方式攫取资源,用市场的方式变现,甚至用金融的方式直接划账就行,对他们来说,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维持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模式。也正是在这个基本背景下,以维稳为代表的一系列“弊政”开始形成。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改革这个理念时,是有一个隐含的价值目标的,这就是效率。这些年改革的实践中,真正践行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但这个价值目标是有问题的。第一,效率应当是社会的诸目标之一,其主要应该体现在经济领域。当把效率作为整个社会目标的时候,也就摧毁了其他目标的价值。第二,当把效率作为唯一目标的时候,改革也就只能限于经济领域,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根本无从谈起。因为这些和效率基本上没有大的关系。所以一些改革者试图从效率的角度来论证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社会建设的时候,就显得牵强而无力。

所有的路都在墙后

    所有的路都在墙后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其实应当是手段,而不是目标。这些年来,正因为将手段作为目标,人们的眼睛中只有效率这一个东西,不但非经济领域的改革无法提出,就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也走样变形。

进行上面的历史回顾是想说明,上一轮改革后期形成的这种权贵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现在中国社会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横在中国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一堵墙,或者说,也是这场改革的最大阻力之所在。不撼动这堵墙,别的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而看改革的势,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和思路。

    进行上面的历史回顾是想说明,上一轮改革后期形成的这种权贵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现在中国社会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横在中国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一堵墙,或者说,也是这场改革的最大阻力之所在。不撼动这堵墙,别的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而看改革的势,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和思路。

  

如果从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看,对目前这轮改革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改革的体制对象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任何改革都得有个体制对象,你要改的旧体制是什么?那么,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是什么?对此,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思路。

    如果从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看,对目前这轮改革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改革的体制对象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任何改革都得有个体制对象,你要改的旧体制是什么?那么,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是什么?对此,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思路。

  话语转换:从改革到建设公平正义社会

一种是,仍然将改革的体制对象确定为在文革中走到极端的那个旧体制, 即改革前近30年的旧体制。如果这样定位,意味着本次改革是上次改革的延续或深化。这样定位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上一次改革的许多重要任务并没有完成。而且上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权贵体制也确实与改革前的那种旧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样定位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即忽略近些年来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老百姓有着切肤之痛的那些问题,尤其是那些带有体制性因素的问题。另外的一种认识思路,则是将本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定位于上一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新体制”, 即这里所说的权贵体制因素。如果这样定位,本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新的改革,虽然与上次改革有着很明显的继承性,但本轮改革与上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已经不完全一样。

    一种是,仍然将改革的体制对象确定为在文革中走到极端的那个旧体制,即改革前近30年的旧体制。如果这样定位,意味着本次改革是上次改革的延续或深化。这样定位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上一次改革的许多重要任务并没有完成。而且上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权贵体制也确实与改革前的那种旧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样定位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即忽略近些年来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老百姓有着切肤之痛的那些问题,尤其是那些带有体制性因素的问题。另外的一种认识思路,则是将本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定位于上一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新体制”,即这里所说的权贵体制因素。如果这样定位,本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新的改革,虽然与上次改革有着很明显的继承性,但本轮改革与上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已经不完全一样。

  

对改革的体制对象进行这样的区分,是非常必要的。上轮改革前的旧体制,以再分配经济和权力集中为特点。但经过30多年的演进,我们所面对的已经不是这个体制的原型,而是这个体制在新的环境中的变种。目前这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应当是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这样界定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可以有如下两层含义。

    对改革的体制对象进行这样的区分,是非常必要的。上轮改革前的旧体制,以再分配经济和权力集中为特点。但经过30多年的演进,我们所面对的已经不是这个体制的原型,而是这个体制在新的环境中的变种。目前这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应当是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这样界定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可以有如下两层含义。

  如前所述,说改革走到尽头,不是说现在中国社会不需要变革,恰恰相反,中国现在是最需要变革的历史时刻。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有三个因素决定着中国未来的走向。第一,正如吴敬琏先生说的,中国有的问题已经到了临界点的程度。第二,民心思变,不改不行成为社会普遍的共识。第三,体制本身要维持连续性,就是所谓“保江山”。面对这样一种客观情况,一个能真正解决问题,同时又具有建设性的理念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目前中国社会种种问题和弊端的根源。前一段时间我讲“弊政”造成的四大灾难,即活力下降,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这些灾难就是由这个权贵体制因素造成的。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真正意义上的的改革已经陷入停滞状态,而旨在掠夺民脂民膏的伪改革却层出不穷。这时的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于是,社会中贪腐横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社会乱象迭出。为了缓和社会不断加剧的紧张状态,只能一方面走火入魔式地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打压民众权利,进行所谓维稳。今天的这场改革,应当成为对这种弊政的系统清理。这些问题都是老百姓有着切肤之痛的问题,改革的对象应当从这样的现实问题出发。而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维护民众的利益和权利已经成为这次改革的明确目标之一,其中许多重要的举措都有可能导致在这个层面的拨乱反正。

    第一,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目前中国社会种种问题和弊端的根源。前一段时间我讲“弊政”造成的四大灾难,即活力下降,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这些灾难就是由这个权贵体制因素造成的。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真正意义上的的改革已经陷入停滞状态,而旨在掠夺民脂民膏的伪改革却层出不穷。这时的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于是,社会中贪腐横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社会乱象迭出。为了缓和社会不断加剧的紧张状态,只能一方面走火入魔式地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打压民众权利,进行所谓维稳。今天的这场改革,应当成为对这种弊政的系统清理。这些问题都是老百姓有着切肤之痛的问题,改革的对象应当从这样的现实问题出发。而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维护民众的利益和权利已经成为这次改革的明确目标之一,其中许多重要的举措都有可能导致在这个层面的拨乱反正。

  中国现在面临的是大时代,大转变,中国的问题已经无法在原有的圈圈里解决。正因为如此,前一段我提出,我们是不是应当抛弃“改革”这个词,换一套话语体系了。这样说也是极而言之,并不是说不要改革了,而是说,要有一个新的理念来统领未来的社会变革过程。

第二,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现实的阻力。这些年的现实告诉人们,这种权贵体制及其弊政就像一堵墙一样挡在那里。有那堵墙横在那里,往哪去都动不了。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往往都绕不过这堵墙。然而令人痛惜的是,现在整个社会对这堵墙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在当前的左右争论中,左右之间,互为仇雠,甚至有点不共戴天之势。他说往左走,他说往右走,其实,只要有那堵墙横在那里,那条路也走不通。反倒是一位叫袁庾华的“左派”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现在是自由派和“毛派”共同维护了权贵的稳定。

    第二,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现实的阻力。这些年的现实告诉人们,这种权贵体制及其弊政就像一堵墙一样挡在那里。有那堵墙横在那里,往哪去都动不了。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往往都绕不过这堵墙。然而令人痛惜的是,现在整个社会对这堵墙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在当前的左右争论中,左右之间,互为仇雠,甚至有点不共戴天之势。他说往左走,他说往右走,其实,只要有那堵墙横在那里,那条路也走不通。反倒是一位叫袁庾华的“左派”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现在是自由派和“毛派”共同维护了权贵的稳定。

  现在改革所面临的困境,不仅仅体现在改革的实际进程中,同时也体现在改革话语本身。从目前情况来看,改革这个词,已经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而且在不同的人那里,被意识形态化的具体含义是不一样的。现在说改革,不同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如果从这样的一种脉络来看本轮改革,呈现给我们的也许是这样一种形象。

    如果从这样的一种脉络来看本轮改革,呈现给我们的也许是这样一种形象。

  从现实的作用来看,改革这个词已经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你说要进行改革的时候,主张改革的人还没弄清楚改什么呢,反对改革的人先警惕起来了。换言之,改革的力量还没动员起来,先把反改革的力量动员起来了。比如,你一说改革,既得利益者想是不是要动我的利益,公务员想会不会丢饭碗,老百姓想是不是又要瓜分国有资产了,思想僵化者想是不是要搞西方那一套。事情还没有做,先惹一身骚。现在,改革的理念除了制造阻力之外,已经起不了多大积极作用。

第一,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策,意味着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打破这个僵局,把社会变革继续向前推进。而且我们知道,其实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攻坚克难,无数次强调这样的说法,不是没有原因的。

    第一,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策,意味着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打破这个僵局,把社会变革继续向前推进。而且我们知道,其实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攻坚克难,无数次强调这样的说法,不是没有原因的。

  换一个什么话语体系?我主张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至少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有明确的价值目标,而且这个目标能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第二,这个理念是建设性的,既可以解决中国社会的实质性问题,又可以避免大的社会动荡。第三,有巨大的潜力,这是一场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第四,社会有广泛共识,可以避免分歧和分裂,从而将阻力缩小到最低的限度。

第二,要真正启动这场改革, 必须推倒既得利益格局这堵厚厚的墙。可以说,反腐败真正的意义就在这里。可以说,过去这一年多时间的反腐败,已经开始使这堵墙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尽管在打破僵局之后,路会怎么走,我们还不能断定。但如果不推倒这堵墙,是什么路都没有的,什么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

    第二,要真正启动这场改革,必须推倒既得利益格局这堵厚厚的墙。可以说,反腐败真正的意义就在这里。可以说,过去这一年多时间的反腐败,已经开始使这堵墙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尽管在打破僵局之后,路会怎么走,我们还不能断定。但如果不推倒这堵墙,是什么路都没有的,什么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

  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叫60年一个甲子。而在现实历史中,往往是按30年划线,即差不多30年是一个阶段。30年划线是主观的,没有什么根据,但是历史也与其比较暗合。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文革前17年,文革10年,27年,也差不多是30年;改革开放,从1978年算起,到现在也是30多年。可以说现在确实是一个转折点,或者说是一个新的起点。现在人们通常的一个说法是,十八大开启了新的10年。我的看法是,也许可以将现在看作是新的30年的开端。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说我们在考虑现在中国问题的时候,应当有一种更高的立意。可以说,前30年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今后30年,要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就说过,总的感觉是历史的步伐加快了。更确切地说,还不是加快了,而是从不能挪步到可以挪步了。

    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就说过,总的感觉是历史的步伐加快了。更确切地说,还不是加快了,而是从不能挪步到可以挪步了。

  以建设开路,所有要做的事情都放到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社会的题目下去做。建设的字眼异常温和,但却能够打开无限的空间。

关键是要形成推倒这堵墙的势,改革才有可能破局。而这个势的起点在哪里?就在反腐,通过反腐撼动既得利益格局。除此之外,似乎并无它途。我个人的看法是,有关方面现在对面对问题的认识是清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在视察深圳时的讲话,李克强在前年11月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他们二位后来的一系列讲话,都在强调一个东西, 就是要警惕利益格局的固化,因为利益格局的固化已经使体制内丧失了变革的动力。

    关键是要形成推倒这堵墙的势,改革才有可能破局。而这个势的起点在哪里?就在反腐,通过反腐撼动既得利益格局。除此之外,似乎并无它途。我个人的看法是,有关方面现在对面对问题的认识是清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在视察深圳时的讲话,李克强在前年11月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他们二位后来的一系列讲话,都在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要警惕利益格局的固化,因为利益格局的固化已经使体制内丧失了变革的动力。

  公平正义问题已经是今天中国社会的基本症结。经济缺乏活力是因为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社会矛盾突出是因为老百姓没有说理的地方;体制脆弱是因为无法提供公平正义;甚至道德的堕落与溃败也与缺乏公平正义的支撑有直接关系。同时,以建设公平正义社会为未来社会变革的基本方向和目标,实际上是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前30年,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都应当去做。今后30年,凡是有利于建设公平正义社会的,都应当去做。因为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没有什么另外的标准,没有什么思想与行动的禁区。

在三中全会之前的武汉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用了一个说法,要冲破利益格局的藩篱。李克强同志也讲,现在看,触及利益格局比触及灵魂还难。应当看到,对于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进步的阻碍作用,整个社会正在开始形成基本的共识,尽管由于以前思维框架的束缚,这个共识还是杂乱而模糊的。

    在三中全会之前的武汉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用了一个说法,要冲破利益格局的藩篱。李克强同志也讲,现在看,触及利益格局比触及灵魂还难。应当看到,对于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进步的阻碍作用,整个社会正在开始形成基本的共识,尽管由于以前思维框架的束缚,这个共识还是杂乱而模糊的。

  将公平正义作为未来社会变革的基本取向和目标,可以使变革者占领道义的制高点,使反对变革者在道义上处于被动地位。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必须有一系列制度保障,这样就需要建立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比如说,要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权力总得受点限制吧,得有一套制度来限制权力,除非你反对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老百姓的权利需要得到保障吧,得有一套制度来保障,除非你反对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经济上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吧,妨碍公平竞争的东西得破除掉,除非你反对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财富的分配得公平一点吧,特别是机会面前得平等,除非你反对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得有一个好的法治基础吧,起码老百姓遇到点事情得有个说理的地方,也就是说得建设法治社会,除非你反对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

在现实中,这次改革显然是将反腐败作为打破僵局具体的突破口。要看到,这个权贵集团经过20年的经营,已经根深蒂固,具有极强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来自于结构,甚至也来自他们正在构筑的体制。而且这种体制已经营造出一种浓重的沉闷而守旧的社会氛围。

    在现实中,这次改革显然是将反腐败作为打破僵局具体的突破口。要看到,这个权贵集团经过20年的经营,已经根深蒂固,具有极强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来自于结构,甚至也来自他们正在构筑的体制。而且这种体制已经营造出一种浓重的沉闷而守旧的社会氛围。

  可以说,公平正义是凝聚变革共识,形成变革动力,超越左右分歧的重要基础。中国不需要再在改革的话语中纠缠,要做的不是所谓要克服改革的阻力,而是要在一套新的话语的基础上实现一种超越,并以这种超越,实现实质性的进步。人们经常说,现在是改革和革命赛跑,要看到,如果我们还是陷在常规的改革思维之中,改革胜过革命的机会是很小的。

我一开始讲的两个例子可以表明,80年代那是一种什么氛围,整个社会是一种变的冲动,甚至愿意承担风险和代价。当时河南省委能破格使用两个30多岁的人,如果像今天的干部一样,一种不出事就行的心态,为了保官不愿意承担任何代价,是不可想象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这20年的经营,20年的奖励与惩罚,20年的教育,20年的堕落,现在已经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情势。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可能,是从反腐败入手,撬动这堵墙。当然,也正如不少人已经指出的,这次的反腐败带有很强的运动式的特点,王岐山同志也明确地承认,这次的反腐败是从治标开始的。但我要说, 运动式反腐,对于突破目前的僵局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一开始讲的两个例子可以表明,80年代那是一种什么氛围,整个社会是一种变的冲动,甚至愿意承担风险和代价。当时河南省委能破格使用两个30多岁的人,如果像今天的干部一样,一种不出事就行的心态,为了保官不愿意承担任何代价,是不可想象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这20年的经营,20年的奖励与惩罚,20年的教育,20年的堕落,现在已经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情势。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可能,是从反腐败入手,撬动这堵墙。当然,也正如不少人已经指出的,这次的反腐败带有很强的运动式的特点,王岐山同志也明确地承认,这次的反腐败是从治标开始的。但我要说,运动式反腐,对于突破目前的僵局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势。关键的问题是,横在前面的那堵墙现在开始松动了,变革有了启动的可能。对于过去这一年的举措,特别是反腐败,我首先关心的还不是能不能有效解决腐败的问题,而是形成的对那堵墙的冲击,是开始撬动那堵墙。那堵墙出现了松动。由此,历史开始了。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势。关键的问题是,横在前面的那堵墙现在开始松动了,变革有了启动的可能。对于过去这一年的举措,特别是反腐败,我首先关心的还不是能不能有效解决腐败的问题,而是形成的对那堵墙的冲击,是开始撬动那堵墙。那堵墙出现了松动。由此,历史开始了。

  社会转型的动力

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

    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

  

不久前,美国政治风险谘询公司欧亚集团发表关于2014年全球10大风险的报告,其中,将中国改革的不确定性列为2014年全球10大风险的第三位。报告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他重要领导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力度超过以往20年。但中共仍然面临艰巨的政治考验,若有重大失误,可能危及改革和政权。改革过大过快可能在党内引发不满,既得利益群体若利益受损,可能反应激烈;但若改革力度过小,又会引发公众不满和抗议。这个警醒,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不久前,美国政治风险谘询公司欧亚集团发表关于2014年全球10大风险的报告,其中,将中国改革的不确定性列为2014年全球10大风险的第三位。报告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他重要领导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力度超过以往20年。但中共仍然面临艰巨的政治考验,若有重大失误,可能危及改革和政权。改革过大过快可能在党内引发不满,既得利益群体若利益受损,可能反应激烈;但若改革力度过小,又会引发公众不满和抗议。这个警醒,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如果说改革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变革过程,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则是上下共同推动的社会转型过程。

关于当前这场改革的进展,现下人们还有不同的判断。但从目前看,人们议论的主要还是改革的方向究竟是什么?一些举措是否得当?当然,这样的讨论是必要的,但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似乎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即执政者所主持的改革,,已经是大局已定,本身已经没有多大问题了。国外也有很多的评论认为,现在执政者已经大权在握,牢牢地控制了局面。

    关于当前这场改革的进展,现下人们还有不同的判断。但从目前看,人们议论的主要还是改革的方向究竟是什么?一些举措是否得当?当然,这样的讨论是必要的,但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似乎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即执政者所主持的改革,,已经是大局已定,本身已经没有多大问题了。国外也有很多的评论认为,现在执政者已经大权在握,牢牢地控制了局面。

  现在改革的条件其实远远不如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那时,至少有这样几个有利条件:一是刚刚经历了一场荒谬,这个荒谬形成的对照使得人们能够是非分明;二是整个社会当时对改革有着高度的共识,甚至包括改革的方向;三是当时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四是没有强大的反对改革的力量,就是所谓的“凡是派”在改革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也是认同的;五是国际社会是帮忙的,中国的改革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赞同甚至援助。

其实,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其实,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但现在说要重新启动改革,至少面对这么几个问题:一是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做大。我说的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在很大程度是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本身就是改革者在改革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二是在和改革相关的这些问题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充满着分歧甚至对立;三是改革作为30年的一个过程,已经高度疲惫;四是国际上对中国充满着警惕,不再像过去那样帮忙;五是老百姓现在其实已经越来越不耐烦。

从根本上来说,本次改革先天不足。本次改革与上次改革差异之一是,改革的动能明显不足。上一次的改革基于整个社会的普遍共识,其中坚则是社会中最有力量和影响力的群体,这就是文革受害者联盟。

    从根本上来说,本次改革先天不足。本次改革与上次改革差异之一是,改革的动能明显不足。上一次的改革基于整个社会的普遍共识,其中坚则是社会中最有力量和影响力的群体,这就是文革受害者联盟。

  那么,社会转型的动力在哪里?

尽管当时的老干部还在台下,知识分子还处境尴尬,但他们的潜能和社会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而启动改革的最有力举措,就是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改善民生。平反冤假错案,这些举措使得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成为改革的坚定支持者。

    尽管当时的老干部还在台下,知识分子还处境尴尬,但他们的潜能和社会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而启动改革的最有力举措,就是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改善民生。平反冤假错案,这些举措使得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成为改革的坚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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