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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中国籍国际法院院长:中国在联合国得票高

2019-06-04 01:27

图片 1资料图:2018年12月28日,“改革开放40周年国际法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图为荣获改革先锋称号的外交部原法律顾问、联合国国际法院原院长史久镛用放大镜查阅文件。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首个中国籍国际法院院长史久镛:

国家利益捍卫者史久镛:“学法报国”初心不改

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国际法先行者

中国在联合国得票高,靠的是威望

中新社北京1月16日电 题:国家利益捍卫者史久镛:“学法报国”初心不改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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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钰钦

本文首发于总第884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8年12月28日,史久镛接受媒体采访。 外交部条法司供图

从远赴海外求学到毅然归国,从外交部法律顾问到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工作组成员,从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到首位中国籍院长,年逾九旬的史久镛见证了中国由饱受内忧外患到逐步融入世界的不凡历程。作为国际法学界专家,他始终坚守着“学法报国”的人生信条,在外交领域坚定捍卫国家利益。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那天,被授予“外交领域国家利益的忠实捍卫者”的史久镛没有到现场去领取改革先锋奖章。其家人表示,今年已经年逾九旬的史久镛,到现场去参会身体确实有点吃不消了。而被授予“对外开放法制建设的积极实践者”称号的张月姣表示,她在现场领奖时“仿佛游子归来,禁不住热泪盈眶”。

一身黑色西装,红色领带,黑色皮鞋,92岁的史久镛依旧保持着法官严谨的着装习惯。

20世纪80年代,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香港的自身地位以及在声明中如何表述香港回归,成为对中国国际法学者的重大考验。英国主张表述为“放弃”涉及香港问题的《南京条约》等三个条约,但中国坚决反对,认为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均是非法、无效的。

92岁的前国际法院院长史久镛、75岁的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法官张月姣是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的改革先锋称号的两位国际法领域的专家,他们的经历也是中国在国际法领域与逐步世界接轨、影响世界的一个缩影。

生于动荡时代,求学海外,学成归国,辗转供职外交部,长期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上世纪80年代,史久镛担任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工作组成员,1994年2月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2003年担任国际法院院长,成为首个中国籍的国际法院院长。

“在毫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如何对待不平等条约的无效性和非法性成为谈判中的重大考验。”史久镛说。

2018年12月28日,由外交部和中国国际法学会共同主办的“改革开放40周年国际法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40年来,中国在运用国际法保障和推进改革开放方面也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

祖国利益和国际事务,史久镛用自己的学识、能力处理得游刃有余。“外交领域国家利益的捍卫者”是对史久镛真实的写照。2018年12月28日,在改革开放40周年国际法工作座谈会上,史久镛谈起过往40年,一副骄傲的样子:“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际法发展节奏非常快,又有丰硕成果。”

经过长达数月的艰苦谈判,中英联合声明最终未提及不平等条约,而是称“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并采用中方坚持的“交还”而非“放弃”的表述方式。

关键是要用“明白人”

香港问题谈判组成员

“‘交还’意味着香港是英国从中国拿去的,现在要还回来。这说明香港从来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是我们的胜利。另外,如何对待不平等条约,香港的回归也提供了开创性和历史性案例。”谈及此时,史久镛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微笑。

1997年,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史久镛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参与了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全过程,此后又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法律顾问。当时,史久镛等人不但要就许多棘手的法律“难题”与英方代表通宵达旦地谈判,还要面对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一些部门对国际形势和国际规则认识不深、把握不准造成的部门间的误解,在史久镛看来,协调各部门的利益,需要费很大精力。

英国“交还”香港是胜利

香港回归后是继续留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内,还是暂时退出、待大陆“复关”“入世”后一同加入,亦考验史久镛的专业智慧与抗压能力。

在英国占领香港期间,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身份,借用英国是关贸总协定创始会员国的身份已经在总协定内。在中英香港谈判期间,对于在香港回归之前就解决香港的关贸总协定的地位问题,国内意见一度并不统一。一些部门由于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申请“入世”表示出支持态度而对中国的“入世”谈判盲目乐观,认为不出一年甚至半年就可以成功“入世”,因此应该解决香港未来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问题,待我国“复关”“入世”后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与祖国一同加入。

在史久镛的个人经历中,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工作组成员的身份是绕不过去的。谈起香港回归,史久镛就打开了话匣子。

史久镛撰写《香港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万字长文,力陈应使香港先以自身名义参加关贸总协定的意见,他提出,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如果不是关贸总协定成员,出口到别国所承担的高关税将导致其在市场中完全丧失竞争力。

史久镛对这种意见坚决反对。他力主香港先以单独关税区身份留在总协定内,“西方国家对我们‘入世’的支持只是政治上的支持,不是贸易上的支持,真刀真枪谈判的时候是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谈的,何况那时候我们还不是市场经济,外贸改革才刚开始,我们最终能改革到什么地步外界是‘心中无底’的,谈判之复杂艰巨可以预见,没有10年谈不下来。”

1984年12月,中英签订《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这份声明指出:中国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把香港地区交还中国政府。

然而,史久镛的观点在当时却被部分人视为“卖国”,甚至有人当面对他说:“你要知道,李鸿章的外交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在当时,史久镛的观点被一些人视为“卖国”,甚至当面对他说:“你要知道,李鸿章的外交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外界鲜有人知的是,这个声明中“交还”这一表述拉锯了很长时间。“谈判很曲折,谈了差不多两年,最后阶段谈了好几个月。”

在重压之下,史久镛依然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他回忆说:“那时候我们还不是市场经济,外贸改革刚刚开始,我们最终能改革到什么地步,各界心里都没有底。谈判之复杂艰巨可以预见,没有10年谈不下来。”最终,最高决策层采纳史久镛的意见,决定香港以单独关税区身份留在关贸总协定内。

史久镛没有把这种对他个人的讥讽放在心上,只身前往日内瓦WTO总部了解情况,并撰写万字长文《香港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阐述自己的观点。最终,国务院最高决策层拍板决定香港单独关税区身份留在关贸总协定内,此后也以“中国香港”的名份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

当时英方主张的表述是“放弃”,即放弃涉及香港问题的《南京条约》等三个条约。但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这三个不平等条约,认为是无效也是非法的。英国统治香港,是因为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把香港割让出去了。“香港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一直对香港拥有主权,中方从来不承认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史久镛说。

回想起这段经历,史久镛至今仍有后怕,“香港经济命脉就在进出口贸易当中。如果当初没能留在总协定内,进口无关税,出口高关税,后果不堪设想。”香港此后的经济发展将会出现紊乱,也更谈不上繁荣稳定。

回想起这段经历,史久镛现在还有点后怕,“香港被称为自由港,它的经济命脉就在进出口贸易当中。”如果当初没能留在总协定内,后果不堪设想,香港此后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稳定困难重重。

首个中国籍国际法院院长:中国在联合国得票高靠威望。“‘交还’这个词,意味着香港是英国从中国拿去的,现在要还回来,这也是我们的胜利。”说到这里史久镛笑了。

2003年,77岁的史久镛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院长,成为首位担任院长的中国籍法官。被提交至国际法院的案子,均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和领土主权等国家核心利益。法官需要阅读大量材料,工作繁重。史久镛回忆说,每天从法院回家,在吃饭之前都要在床上躺二十分钟休息调整。在担任院长期间,他参与审理了多达16宗案件,创下历史纪录。

“如果香港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地位在回归之前不解决,那么在我们进行‘入世’谈判时,香港的特殊身份很可能会被对方当成‘筹码’,使我们的谈判过程更加漫长,更加艰难。” 史久镛说。

他指出,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双方各自明确陈述,有别于国家间曾使用的“废除旧约、订立新约”方式,在国际法领域具有重要开创意义。

2010年,史久镛从国际法院卸任之际,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评价他“致力发挥国际法院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领域的角色”,工作“令人钦佩”。

香港对中国的国际法实践带来的挑战并不只是在经贸领域。香港本身的地位以及在声明中如何表述香港的回归,也是考验中国国际法学者智慧的棘手问题。英国对香港岛、九龙、新界的法理统治,是英国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获得的。但对中国而言,这三份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是非法、无效的。中国认为香港是英国非法军事占领的,中国对香港历来拥有主权。

回归后,香港是否仍以单独关税区身份继续留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成为重要议题。

如今,耄耋之年的史久镛思考最多的是对年轻一代国际法工作者的培养。

因此,用“放弃”香港来表述的英方提议不被中方接受。经过几个月的“拉锯战”,在最后的声明中,用“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代替了“英国放弃不平等条约”的表述,并用了中方主张的“交还”的表述方式。史久镛说:“‘交还’意味着香港是英国非法军事占领的,现在要还回来,意味着从来不属于英国。”

史久镛曾写下了一万余字《香港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长文,专门论述此问题,力陈应使香港先以中国香港单独关税区名义参加关贸总协定的意见:香港要继续保持自由港的优势。这个建议最终被决策部门采纳,也助力了香港经济的腾飞。

他建议,重大国际法问题可以邀请高等院校的国际法学者参加讨论,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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