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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儿童读书的差别根源于文化与文明

2019-05-30 19:21

总体来说,中国儿童比美国儿童书读的好。这个差别的直接原因是家庭的影响,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根源于西方文化与文明的遗毒。中华文化是华人的最大守护神,因为它培育了炎黄子孙,让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与拼搏,在任何有人生活的地方安身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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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瞧不起欧洲人基于血统的民族国家的认知,因为它体现的是野蛮而不是文明。这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所以我多次嘲笑与讽刺之。但事实上,在行为学上这却有很简单的道理,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任何个体,一方面是需要获得认同,另一方面是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归属。认同与归属,是生命体得以协作的基础。而我早就说过,劳动,促进了人类的进化;而协作,保证了人类能够生存下去!

为了说明这个根源,本文分以下三点:历史上的西方在思想、精神层面,在现实社会生活里是专制、黑暗、反人性的;中华文化是华人的最大守护神。

抗美援朝的和平谈判是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平等交往。在讨论朝鲜南北双方边界线时,中国人是准备以历史的事实、天下的道理来定。美国人的逻辑是:让朝韩双方在各自的盟友的支持下打起来,能打到那里,那里就是边界线。谈判,只不过是用“文的形式”找出那个结果。这件事给中国人的影响深刻,认识到西方文化的本质,但还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暗示:即西方国家对外就是占山为王的土匪,而西方社会对内也同样如此,只不过戴上天鹅绒的手套而已。结党营私是西方民主社会运行的本质和最大特点。是朋党团社的实力而不是道理决定每一个党团在社会的分赃。每一个个人的势力决定他在团体中的地位,决定他实际能瓜分到的利益是中国社会的细胞,是中国人生存的基础,西方社会的细胞是一个个以专营私利为目的的朋党团社。不结党营私的个人主义在西方是没有生存条件的,是注定要被淘汰的。西方的个人主义是用来宣传、用来忽悠、用来坑蒙拐骗社团内外、国内外一切对手、敌人的。

问题在于,对于协作的团队而言,归属是什么?又认同什么?这就需要寻找共同的对象。这个对象一般人会以为是文化,或者是价值观世界观什么的。但实际上都不是。真正的对象,是命令发布者,也就是统治者,或者说大boss。为什么?因为统治者以威信或暴力等方式,成为了协作契约的终极监管者与仲裁者。所以命令自己的统治者的势力范围,就构成众人广义的认同范围与归属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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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宗教思想,政治理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的发展史上,从来没有本质的革命性的进步,只有逐渐的进化。也就是说,在西方社会里,那条连着动物界的脐带从来没有被剪断,今天仍然有效地工作,源源不断地输送巨大的营养,支撑着西方社会的正常运行,决定着西方社会的的价值观,定义着西方社会的本质与真面目。本文从三个方面说明这一观点。有西方生产劳动生活经验的人,可以就自己的亲身经历、知道的事件内幕来验证这一观点。

从这个角度,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欧洲人必然以血统而不是文化来认知国家。在欧洲历史上,各国绝大多数时间都各自为政,各个国家自成一个协作体。显然,国家的形成原因,是为了减少社会的协作的成本,并提高协作效率。而在没有有效监管者的情况下,陌生人之间的协作契约难以保证。所以同一血缘,就构成了契约的隐性保障体。所以国家的形成必然是基于同一血缘的,东西方莫不如此。

1:历史上的西方在思想、精神层面,在现实社会生活里是专制、黑暗、反人性的

一、西方文明没有本质的革命性的进步

在动物界,禽兽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一切由力量大小来决定。在猿人时,在早期原始部落人时人类也是如此:由拳头大少定一切。强大的部落战胜弱小的部落时,开始是将他们赶尽杀绝。后来蓄养奴隶有剩余价值可赚,就开始圈养奴隶。所有的民族都经过这段历史。

中华民族是在公元前1000年时结束这段历史。陕西宝鸡出土了一批徽子家族的青铜器,上面记载周朝开国时一场关于是否要行仁政的辩论。周朝向天下宣示:王朝行仁政,对敌国王、臣、士、民不杀戳、不奴役。相反,怀柔、善待归顺王朝、奉周朝礼法的人群与部落。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时,能重用六国的人才,没有将六国人民当作秦人的奴隶,更没有赶尽杀绝。华夏文化的文明性、人性,即远离兽性,是不需要证明的,因为三千年来,中华文明所坚持的华夷之别就是能否“明理守道”。“明理守道”正是那条人与禽兽之间的鸿沟。因为我们讲道理,所以华夏能够成为一个众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西方文明从来没有跨过这条鸿沟。包括人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之一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近代的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的理论与实践。证据是明显的,由力量大小来决定一切,圈养弱小部落人为奴隶,欧洲人并没有随着文艺复兴运动而减少,反而因为欧洲的力量的快速增加,荼毒全世界。近代的普世价值的实践同样也没有改变这一实质,对内只不过是将“比拳头”改成“数拳头”。这当然是巨大的进步。同中华文明相比,你就会发现,西方并没有本质的改变。那条连着动物界的脐带在西方没有被剪断,还是连着今天的西方社会,仍然有效地决定着西方社会对外、对内的运行。因为西方社会是不讲道理的,以前是凭拳头大小决定一切,现在是凭拳头多少决定一切,所以西方通常是一个小岛,邦国林立,只能伙同其他民族去烧杀抢、去分赃,而不能团结其他民族、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华夏文明是以“正善”为核心的道统为一切权力的最终审判者。道统是神权,皇权,政权,民权等一切权力的合法性的最终根据,高高在上指导﹑监督﹑并最终仲裁一切有形的、无形的势力。有理走遍天下!从观二十五史,你会发现在炎黄子孙面前实际没有任何权威。只要他有理,中国的一个小老百姓能下骂大官,敢上责昏君,敢砸掉庙宇中拜祭的神佛,甚至连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都在他面前发抖。皇帝与大臣讨论好的,在朝廷上制定的政策方针,诏书颁发全国后,小民百姓敢理所当然地批驳。批驳的有理,皇帝也理所当然地改正。这就是华夏历史所公认的正确的事,正常情况下应该出现的事。所有这些不正是回归理性后,理所当然应该出现的事情吗?!但是所有这些事情在今天的西方却是天方夜谭,绝对不可能的事。在将来的西方也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西方没有任何向理性,向“是非、善恶、人性”方向发展的努力。我有一文比较详细地说明华夏的道统:为什么西方没有中国式的王朝兴亡循环?

但东西方的分野在于,中国上古时期,经过战争,很早就统一了,中国人于是皆成炎黄子孙。到三代之时,大一统已然是人们认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诗经》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更重要的则是周公制礼作乐,规范人们的行为,从此让中国人有了统一的便于识别的行为范式。而后秦始皇又文轨一统,彻底划定了中国人的心智与认知。从此束发右衽,成为华夏的一种标志。

炎黄子孙走上一条光明、进步、人性的发展大道的根本保证是以“正”与“善”为核心的华夏道统:即我们的伦理道德的传统。三千年来,中华民族的道统独立于一切人世的和超人世的权力,并且能够与它们相抗衡。我们的伦理道德是神权,皇权,政权,民权等一切权力的合法性的最终根据,是一切权力的最终审判者。华夏文明中,纯粹的理念并不依靠任何神鬼赏罚,高高在上指导﹑监督﹑并最终仲裁一切有形的、无形的势力。

二、两三个代表人物的思想言论与西方的是非标准

安兰德是近代西方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她的书在美国的影响仅次于《圣经》,是美国精英、权贵、上层极力吹捧的对象。名人如格林斯潘,乔布斯,蒂尔,和多届总统都拜她为偶像。她宣扬自我实践是“绝对道德”。因此自私自利是绝对的道德。一切正善(如公平正义,支持、照顾、同情、帮助、爱护其他人)都是不道德的,对弱者、不幸者的关怀更是错误的。兰德生前名利双收,死后几乎成为美国的一尊神。

“武力决定一切”论是福泽谕吉的信念。他宣扬战争胜利就是一切,打败了就是野蛮、劣等、不文明、不道德。他坚定地主张侵略中国,原因是中国富裕。今天日本的最大纸币一万元上印着他的半身像。

法国人托克维尔近来被西方捧上天,今天成为普世价值的圣人。美国人在高举“人生而平等”,“不自由宁死”,“自由人权”,“圣经”的数面大旗的同时,还能腾出一只手屠杀了一亿多印第安人,贩卖了一千多万黑人奴隶,霸占了许多土地。法国人托克维尔那个时候到美国考察了一年多,写了《民主在美国》一书,提出美国是人类“民主自由人权”的楷模。

从西方包括日本所崇拜的人的身上,你可以清楚地知道西方的价值观,是非标准。结论还是:华夏文化的文明性、人性,即远离兽性,是远远高于西方文化。“明礼守道”是那条划分人与禽兽的鸿沟,而西方文明从来没有跨过这条鸿沟。

但周公制礼作乐的本来目的,可不是仅仅想要打造一套可识别的行为范式那么简单。他的真正目的,在于试图给国人界定一套规范的行为,从而可行其事各安其分。后世儒家发展了这套理论,形成了“修齐治平、内王外圣”的最高道德要求。这其实是要求人们通过自身的高度修养,来自我监督、自我负责契约,而不再需要外界强力来监督、仲裁契约。这个理念虽然在实践上很困难,但就对人类社会的价值而言,则完全超越了西方的法制精神。孔子就曾经说过,“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统虽然是理论,但实实在在地起作用。“以身载道”是儒、道、佛、墨诸家的共同的基本要求。“首重人品”是中华民族评鉴一切人物的一以贯之的永恒的第一准则。中国的政府褒奖,文人凭吊,民间传颂,意识形态,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宗教迷信是高度一致,并强有力地维护“是非、善恶、人性”的道统。这个光明、先进、正确的道统的影响之深之广,请看中国人的一切仙道、龙狐、鬼妖、精怪,它们要修成正果,都是无一例外地要向这个准则靠拢。凭什么啊?一个小老百姓敢下骂大官,敢上责昏君,敢砸掉庙宇中拜祭的神佛,甚至连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都在他面前发抖。凭什么啊?皇帝与大臣讨论好的,在朝廷上制定的政策方针,诏书颁发全国后,小民百姓敢理所当然地批驳。批驳的有理,皇帝也理所当然地改正。凭什么啊?在北京戒严时,一个小老百姓能挡下一排坦克。在美国太平时期,一排老百姓既挡不下、也不敢挡一个拿枪的警察。他凭借的竟然是他是对的,他有理。

三、一些事实

2017年,美国因为撤走内战时南方大将领李将军的铜像引发了一场暴动。接下来全国性的辩论,双方的观点更加矛盾,更加敌对。总统川普讲了实话:如果用“善恶、对错”,用道德来评论美国人的话,华盛顿,杰弗森,亚当斯,汉密尔顿,林肯,杰克逊等等等的雕像都得撤下来。那美国就没有美国人的雕像与命名的街道,纪念物了。是的,西方的最伟大的政治家的道德是不能拷问的。如果要用人性、人类文明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被颂扬、被崇拜美国伟人大部分都要走下神坛,走上魔台。如美国文明的大旗手:林肯。同英国人在国内推行童工合法化,却打到美国去解放黑人奴隶一样,林肯签署《解放奴隶宣言》并不是他比对手更关心黑人。林肯明确表示:黑人是劣等种族,应该将他们送回非洲,他们不配和白人生活在一起。在他签署宣言的那一年,林肯同时还忙着一件事,怎么能将在北部已经是自由民的黑人赶出美国。这些代表美国历史的巨人们是如此,美国的历史就可想而知了。如果不用双重标准,不口是心非,在道德的王国里西方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西方罪恶的事实是罄竹难书的!

现代文学,西方可以一边把自己吹捧上天,一边一点也不需要掩盖地做尽坏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能在“人生而平等”,“不自由宁死”的口号下立国,在高高举起“圣经”和“自由人权”两大旗帜的同时,还能腾出一只手在国内屠杀了一亿多印第安人,贩卖了一千多万黑人奴隶;在国外杀平民,霸财富,抢土地,占殖民地。2017年5月英国的曼彻斯特发生了恐怖袭击,有一点人性的人都会谴责恐怖分子。而被西方成功地送民主的国家如阿富汗、伊拉克、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格鲁吉亚、乌克兰。上列的那一个国家被杀死、害死的人不是曼彻斯特恐怖袭击死亡人数的几千倍,甚至几万倍?这些国家死人的视频残酷到youtube都不允许播放。美洲的海地,亚洲的菲律宾,都曾经是人世间最富裕的地方,人民过着天堂般的日子。他们学美国,美国帮助他们建立的制度几乎是美国民主制度的翻版,今天这两个国家都成了人间地狱。虽然西方的政府,精英,许多老百姓都知道这些情况,然而他们的国家仍然是开着飞机、大炮,发了疯似的向其他国家传送民主。

2017年十月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发生枪击案,58名无辜的人被杀死。全世界的人都为死亡者感到悲哀,并不因为他们是美国人,而是因为他们是人。美国社会与美国政府真的为枪杀的无辜者悲哀吗?在美国每天平均有近百人的被枪杀,怎么没有看到美国社会与政府有什么表示与作为?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只能住在不安全的地方,所以他们就不是人吗?经常看到美国警察在国内滥杀无辜的老百姓的视频,美国社会与政府关心他们吗?美国社会与政府又曾做过一点点事去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吗?我真的没有看到美国社会与政府有任何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说他们并不关心美国人的生命。

西方社会与政府无视公平正义:交给法院去判决。西方法院判案明显的让有钱有势的人占尽便宜;西方法院明显的错误判决也是神圣的。西方的政治制度的一个极其精明之处,同时也是极其害人之处,就是当权者、有钱有势者、政府、政治制度不用对他们的错误,伤害公平正义,贪污腐败负任何责任。在西方的政治制度的设计中,他们将自己和自己的制度精心地设置在责任之外。如司法体系,法官高待遇、终身制,司法系统都几乎是神圣的,但不用负任何责任。法律是人民选举的议员制定,有罪无罪是陪审团做决定的,律师是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所以任何法院判决都于他们的政治制度无关。

这样西方国家的真正主人,有钱有势的人,可以通过控制立法机构,来立为他们服务的法,可以花钱组织一个最强大律师团队影响陪审团的决定,影响法院的判案。因为有罪无罪是由陪审团决定的,天大的冤案、天大的不公不义也与法官、法院、政府、西方政治制度无关。那个“大权在握”的陪审团连中国的临时工都不是,一个案子审完后,就不存在了。偶尔有钱有势的人输了,那就认命吧。在西方,同比你有钱有势的人打官司,公平正义只能是偶然性的,不公不义则是必然的,而且法律是神圣的。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近代的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实践并没有改变西方由实力大小来决定一切的本质。世界史大家汤恩比与池田大作探讨世界文明时,得出他终生研究的结论是:将来统一世界的很可能不是西方,而是中国。从他们的对话中,你可以看出他们对华夏文明的理性,人性的向往。“明理守道”是那条划分人与禽兽的鸿沟,而西方文明从来没有跨过这条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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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欧洲人,则采取了依赖法律来监督、仲裁契约的执行的方式,这就是西方法制精神的本质。 但这仅仅能够让民“免而无耻”。后来基督教产生,欧洲人又借助于宗教,借助于万能的上帝,来监督契约,才终于实现了有“免而有耻”。由此可见欧洲人从来不相信人自身之能,对人自身采取了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所以欧洲人才会认为贪婪、懒惰等等是人类的本性,才会认为人类是有原罪的。这与中国“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认知完全是两种对立的观念。

就像在不缺氧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意识到氧气的重要,中国人似乎总是觉得华夏道统是无足轻重。只有同西方文明相比较,中国人才会意识到华夏道统的伟大与重要。西方文明没有华夏文明的道统,代替道统的是神统。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基础,但基督教没有是非、对错﹑善恶的观念,一切随他们的神的意旨而改变。悲催的是他们的神跟恶魔一样坏。“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上帝要人类绝对崇拜,绝对服从。但祂却不管人间事,还要求人民服从人世间的一切权势。基督教肯定世俗统治者的权力,庇护人世间权势者的一切罪恶。统治者的一切罪恶在万能的神面前,在伦理道德上,在文化、风俗习惯上都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对的。上帝为自己建立的准则,同样被人世间的统治者效法:统治者既要人民绝对服从,又不对人民有任何责任。这样下来,人世间的唯一重要的、起作用的是物质实力:即现实的权势。与中国的道统理念不同,西方是现实的权势决定一切。

所以个人主义虽然起源于西方,但这并不是西方人认识到了人性的光辉与能力,而仅仅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进步让上帝不再光辉,而人类自身承平日久,产生了足够多的自信。于是内心膨胀起来,认为人类看来是无所不能,个人主义才终于产生了。所以我们显然可以肯定,正如电影《迷雾》所描述的那样,只要来几场大灾变,西方人的个人主义将瞬间崩溃,荡然无存。而上帝与宗教,则将重新占领西方人的心智。

上帝是不讲“是非、善恶、人性”的。没有神的力量起作用,“是非、善恶、人性”在西方没有强大的精神的力量的支持。在现实的、物质世界里,统治者并不用它来奖罚人民,约束官吏,自己更不实行。“是非、善恶、人性”与人生前的一切奖罚,与人死后的一切奖罚都没有关系。在上帝的天堂,在权势统治的人间,“是非、善恶、人性、公平正义”是毫不相关的事。必然结果是在西方人的现实生活中,在他们的思想里,是没有是非、善恶、正义这么回事的。在两千年的基督教思想指导下,连动物都需要的公平正义,连动物都会判断的公平正义,西方人却不需要,却不会判断公平正义。请看一个用猴子作实验的视频:Capuchin monkeys reject unequal pay。西方司法体系将这种没有公平正义的实践发挥到了极致。

由于欧洲一直分裂,并且也并没有在行为举止方面形成统一的所有人都认同的范式。所以在分裂的情况下,在不同协作体间,血缘成了唯一的众人皆可接受的有效辨别方式。即使到后来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基督教一统欧洲,也仍然没有能够让欧洲人的血统论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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